重新上路

香港已經不同了，無論大家是否支持佔領行動，經過這一個多月，香港社會和教會的文化都已經出現了重大的轉變，衝擊着我們對何謂公義、法治、權威以至尊重的 看法。雖然事態瞬息萬變，但執筆之時一切仍在膠着狀態，無論政府和運動的催生者都無法提出現實可行的方案，何時及如何結束難以估計。

由 運動正式開始，身邊不少的親友和同事都有不同程度的關注，甚至全港市民都直接或間接捲入了漩渦之中，無法抽身。和很多人一樣，筆者亦經常拿着手機、對着電 視，希望了解最新的發展，一有風吹草動，在facebook和WhatsApp羣組中便有看不完的消息和短片，亦有一些同事經常問我究竟會否就這件事、那 件事作回應。起初的時候，的確草擬和參與了好幾份聲明及聯署，亦有多次專程往銅鑼灣和金鐘了解及關心留守者的情況，至於旺角更是乘港鐵經過時必定專程出站 看一看的地方。

對於如何撤離，筆者當然毫無良策，不過，個人認為公民抗命誰是誰非，最後必須有人仲裁，總不能永遠各說各話，而和平的公 民抗命的原意就是願意接受法律制裁，甘願自我犧牲以彰顯一些法律或制度的不公義。所以，法庭是雙方應該尊重的仲裁者（除非大家認為香港的法院是不公義或受 政府操控的）。法院的裁決我們不一定認同，正如在變性人婚姻之中筆者不認同幾名法官代全體市民作了一些倫理決定，但不認同歸不認同，社會仍要尊重終審法院 在體制上的角色，若在追求民主時卻損害了法治的根本，得不償失。

面對整個運動成了一個看不到出路的漩渦，筆者的個人選擇是自行撤退，重 新上路，將有限的時間和心力放在其他更能發揮影響力的地方。這不是逃避，而是要知道事有先後、緩急、輕重和優次，這不是對時局冷漠，而是重新擺放焦點。個 人難以影響大局，但個人必須對自己的生命負責，知道自己為甚麼和怎樣過每一天。社會不是只得一個議題，整個社會及我們每個人總不能長期跟着別人的拍子和節 奏過活，不要忘記身邊仍有很多需要我們關心的人和事，是其他人不能取代的。

本文刊載於《基督教週報》第2619期 (2014年11月2日)

這是個令人傷感的年代

這是個失去互信的年代，甚至令人不想說話，因為任何一句有關時局的說話若有人覺得不中聽，便可能損害家人、朋友、同事和弟兄姊妹之間的關係，輕則在FB和WhatsApp的群組unfriend或退出，重則惡言相向、面左左。就算一些過往互相信任的人，也會突然對不同意見的親友冷嘲熱諷。

這是個鼓勵謠言的年代，只要是大家認同的說話，不少人不用求證便會傳開，當看到一些不認同的說話，大家不用深入了解便可斷言是謠言。這是個任何人都可以說自己是警察、消防員、救護員、在政總上班的人或受影響的小市民而總會有人相信的年代，網上流傳令人動容的片段多而又多，但我們看到的往往只是當時的一個小片段，前因後果全都不用理會，大家繼續口耳相傳自己相信的「真相」。

這是個各走極端的年代，中間派根本沒有生存空間，只會兩面不討好，雖然大家都期望政府和公民抗命的群眾對話，但雙方都早已定下一些對方難以接受的條件，而在傳媒面前大家都沒有退讓的空間，然後大家都想將談判破裂的責任推給對方，並且等待對方按捺不住犯錯時大造文章。最諷刺的是那些本來應該全職從政的議員卻全部只能靠邊站。

這是個沒有領袖的年代，在群眾運動之中，佔中三子、學聯、學民思潮、以至泛民都不能完全控制局面，雖然群眾的自律性極高，但不同的群眾之間的不同取態卻無法協調，於是那條路要封、那條路要開卻只能由不同的群體自行決定。而當一些市民自行執法，決定是否讓甚麼人、甚麼車通過，警察和其他市民不容置喙的時候，萬一有人有意無意地擦槍走火，能不令人憂慮嗎？

這是個需要謙卑的年代，沒有人敢說自己的判斷一定正確，其實無論支持或反對佔中，相信當中都有不少是真誠地為香港、愛香港的人士，只是大家對形勢的判斷不同，可惜我們都缺乏了願意聆聽的耳朵，大家在自己的群體之中都只聽到自己喜歡聽的說話，卻不願意走進其他群體，聆聽對方的心聲，卻繼續自我肯定（甚至陶醉）。真正的對話是要謙卑地承認對方也有不少理性的支持者，也有不少合情合理的判斷，並尊重對方的分析，承認自己的限制，才能開始溝通而不是各說各話。

這是個令人傷感的年代，連想寫一篇文章表達自己的感受都有不少顧慮，不想引起親友之間的爭執；不想因個人的立場影響其他人對機構的觀感；不想被一些非理性的人執著片言隻語攻擊；不想被人有意無意地曲解。當一個素來以言論自由見稱的地方，卻因為爭取民主而令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受到非理性的損害實在令人傷感。

上星期我簽名支持我的兒子罷課，但與天下父母一樣，我不想任何一個年輕人因為衝突而受傷，人微言輕，但我衷心希望大家要為學生和群眾知所進退而努力，切勿讓本自愛與和平的運動以衝突作結。

當傳媒積極介入社會運動

當傳媒積極介入社會運動，市民大眾就愈來愈難客觀、理性去討論問題。現時在社交網絡、甚至主流傳媒，作為受眾，我們面對最大的問題，就是一時間很難分辨信息的真假，以及信息發佈者有沒有斷章取義，改頭換面、加鹽加醋。而作為信息接收者，我們亦容易出現一種主觀願望的偏見，對一些自己認同的信息傾向照單全收，對一些自己不認同的意見就以陰謀論、懷疑論來看待。近期林老師以粗口鬧警察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8月11日，特首梁振英到天水圍，收集巿民意見，就著政制民生究竟說了甚麼，傳媒沒有甚麼報道，因為大家的焦點都集中一位小朋友身上和林老師粗口事件的餘波。這位小朋友向著記者說自己受襲經過，有電視台將他的一面之辭播出來，但在衝突期間，其他記者亦先後拍到這位自稱受害人的小朋友，站在垃圾筒上做指揮，更手持膠樽，擲向反對他們聲音的人士身上。大家若只看一個報道，就很容易會被誤導。

近年傳媒生態大變，不少傳媒對社會問題，對政府和各政黨愈來愈有立場，已經將報道和評論混淆不清，往往在有意無意之間選擇性報道，亦有因為人手不足，為求交差，輕易採用網上流傳的資訊作為報道的根據。對於後者，這是個人操守問題，如果發現之前真的是誤報或者漏料，記者及管理層應該想辦法補救，不會容許自己的偏頗失真的報道不了了之。不過，如果問題是傳媒故意選擇性報道，對社會來說會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

本來市民大眾理論上應該相信傳媒每天會努力公正地報道新聞，將最重要的消息告訴社會，並由市民大眾根據事實去討論現時的社會問題，不過，眼見傳媒在把關上愈來愈多問題，不少人將希望放在公民記者身上，透過社交網絡、YouTube、facebook和網誌等方式將資料散播。

但是，瀏覽社交網絡的消息最大的困難是，我們沒有辦法知道他們的真確性。就以林老師在旺角以粗口向警方表達不滿為例，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角度拍了類似的情況，片段有長有短，亦有人懷疑內容有真有假，作為巿民我們未必有專業的知識去判斷片段是否經過加工，再者，這些片段中往往加入很多後期的剪接，其目的不是令人了解事實，而是一開始就加入個人意見，這類「消息」可信性比新聞更低，但其滲透的能力，有時卻比一般新聞更高。

本來要判斷這些網上資訊的真偽，應該依賴記者找當事人和專家求證，不過，當傳媒本身已有鮮明立場，往往刻意選擇性報道。加上在手機和互聯網大行其道的今日，社交網絡的消息與主流傳媒的新聞並存，似乎已經無法避免。作為受眾只能自求多福，多看幾份不同立場的報章，多看幾個電視台的新聞以作比較，當瀏覽網上資訊時要加倍小心，必須要用批判的方式閱讀，減少受到一些帶有偏見的資料和意見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