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8日星期二
當同運遇上學運
今年的同志遊行人數再創新高有近9,000人,不少人認為其中最觸目的賣點是兩位學聯正副秘書長一起撐場,不過,另一個更須留心的現象就是多了中學生有組 織地出席。由佔領行動所展現的世代矛盾、甚至撕裂,相信對不少教牧來說都已響起了警號,不過,大家千萬別以為這只是社會和政治立場的分歧。其實,對於教會 來說,有關同性戀、家庭倫理問題在神學上的分歧,以及對教會在社會上應扮演角色的不同期望,將會是教會未來更重大的挑戰。倘若教會當權者仍然抱殘守缺,拒 絕讓年青一代公開表達他們的意見,以及參與教會的決策,教會未來的撕裂恐怕只會更大。更諷刺的是對於一些教會和教會組織來說,三四十歲其實也是太年青,未 必有機會參與核心的決策,因此,將會出現的撕裂可能不是兩代之間,而是三代、甚至四代之間。
同運成功之處,在於打動了年青一代喜歡訴諸感性的特點,不斷重複一些罕有的被歧視個案,或將一些過去曾明顯被欺壓的群體(如黑人和婦女)與同性戀者拉上關係,此外,亦將個別十分忠於伴侶的個案美化,再透過傳媒塑造動人的故事,很容易贏得年青人的心。
另 一方面,由於社會制度的不公平,令年青人向上流動的機會減少,加上樓價完全脫離未上車年青人的購買能力,在置業無望、升職困難、參政無門、意見難以表達等 種種因素下,年青一代的不滿情緒只會愈演愈烈,對他們認為不公義的事亦會更願意挺身回應,仗義執言。若教會仍繼續以權力而不是溝通來與年青人討論當代基督 教倫理問題,恐怕壓力愈大,反抗力會愈大。
面對容易贏得年青人的同運,教會團體除了必須認真教導有關聖經對同性戀的看法、拆解同志釋經 的謬誤之外;更須努力關心一些面對同性性傾向掙扎的弟兄姊妹及他們的家人;此外,亦要在人權、公義、政治等議題努力建構一套真正回應當代問題的論述。聖經 的真理不變,但教會和弟兄姊妹面對的挑戰不斷在變,以不變應萬變是道家的想法,基督教強調的是要心意更新而變化。當一些教會的領導層無法適應或不懂回應時 代的轉變,為著教會未來的好處,也許是適當時候退下來了。
(文章刊載於《基督教週報》第2621期,此文與該報刊登版本略有不同)
2013年9月2日星期一
誰在撕裂社會?
近期常常有人批評政府及特首在撕裂社會,當中有值得政府及特首反省的地方,但個人認為香港社會出現愈來愈嚴重的撕裂,是一個集體的行為,而不是政府或某個人單方面應該負責,這種集體撕裂的情況其實不單在社會,在教會圈子內亦愈來愈多類似情況。
出現集體撕裂主要不是由於大家對事物有不同意見,因為在多元社會有不同意見本來是十分正常的,我們亦不應因為怕有爭論而採取鴕鳥政策,迴避所有敏感的話題。出現撕裂是因為我們的態度,特別是一些政府官員、議員、公眾人物和傳媒的態度。
現時很多官員、議員、公眾人物、以至傳媒瀰漫的就是一種自以為是的心態,大家對自己的看法和判斷「信心爆棚」,根本聽不下反對的聲音,不少人喜歡的就是「求異忘同」,往往將一些小的分歧不斷放大,甚至站在道德高地攻擊一些本來應是同路人的人,而且往往批評得比對「敵人」更狠。
另一方面,不少人卻親疏有別,雙重標準彷彿已經成為一種文化,以至大家已經很難用同一把尺去量度不同的人士,不少人嚴以待人,寬於律己,對相類似的問題,往往會有完全不同的尺度,難以令人信服。對於一些我們不認同的人,我們往往用陰謀論來看待對方的言論,很多時毫無真憑實據,只是因人廢言,由於對方是壞人,因此凡他所說所做的都一定有問題,而對待壞人是不用講公平的,因此可以合理地扭曲、扭曲、再扭曲,很多時更像對方肚裏的蛔虫一樣,代對方說出他心裏面究竟在想甚麼,而很多罪名都是「莫須有」。
香港雖然沒有充分的民主,但香港卻是非常自由的地方,大家要表達不同意見的自由度十分之高,就算是黎民百姓亦可毫無顧忌地說出自己的心底話,只要不涉及誹謗及歧視,大家都可以暢所欲言,正如一些人在批評警方濫權的時候,仍可肆無忌憚地對着警員講粗口!可惜不少人,特別是傳媒愈來愈不懂珍惜寶貴的言論自由,以至將言論自由化為愈來愈嚴重的言論偏見。當公職人士和傳媒失去其公信力,當每日在傳媒出現的都是偏見,社會想不撕裂才奇怪。
2013年8月15日星期四
當傳媒積極介入社會運動
當傳媒積極介入社會運動,市民大眾就愈來愈難客觀、理性去討論問題。現時在社交網絡、甚至主流傳媒,作為受眾,我們面對最大的問題,就是一時間很難分辨信息的真假,以及信息發佈者有沒有斷章取義,改頭換面、加鹽加醋。而作為信息接收者,我們亦容易出現一種主觀願望的偏見,對一些自己認同的信息傾向照單全收,對一些自己不認同的意見就以陰謀論、懷疑論來看待。近期林老師以粗口鬧警察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8月11日,特首梁振英到天水圍,收集巿民意見,就著政制民生究竟說了甚麼,傳媒沒有甚麼報道,因為大家的焦點都集中一位小朋友身上和林老師粗口事件的餘波。這位小朋友向著記者說自己受襲經過,有電視台將他的一面之辭播出來,但在衝突期間,其他記者亦先後拍到這位自稱受害人的小朋友,站在垃圾筒上做指揮,更手持膠樽,擲向反對他們聲音的人士身上。大家若只看一個報道,就很容易會被誤導。
近年傳媒生態大變,不少傳媒對社會問題,對政府和各政黨愈來愈有立場,已經將報道和評論混淆不清,往往在有意無意之間選擇性報道,亦有因為人手不足,為求交差,輕易採用網上流傳的資訊作為報道的根據。對於後者,這是個人操守問題,如果發現之前真的是誤報或者漏料,記者及管理層應該想辦法補救,不會容許自己的偏頗失真的報道不了了之。不過,如果問題是傳媒故意選擇性報道,對社會來說會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
本來市民大眾理論上應該相信傳媒每天會努力公正地報道新聞,將最重要的消息告訴社會,並由市民大眾根據事實去討論現時的社會問題,不過,眼見傳媒在把關上愈來愈多問題,不少人將希望放在公民記者身上,透過社交網絡、YouTube、facebook和網誌等方式將資料散播。
但是,瀏覽社交網絡的消息最大的困難是,我們沒有辦法知道他們的真確性。就以林老師在旺角以粗口向警方表達不滿為例,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角度拍了類似的情況,片段有長有短,亦有人懷疑內容有真有假,作為巿民我們未必有專業的知識去判斷片段是否經過加工,再者,這些片段中往往加入很多後期的剪接,其目的不是令人了解事實,而是一開始就加入個人意見,這類「消息」可信性比新聞更低,但其滲透的能力,有時卻比一般新聞更高。
本來要判斷這些網上資訊的真偽,應該依賴記者找當事人和專家求證,不過,當傳媒本身已有鮮明立場,往往刻意選擇性報道。加上在手機和互聯網大行其道的今日,社交網絡的消息與主流傳媒的新聞並存,似乎已經無法避免。作為受眾只能自求多福,多看幾份不同立場的報章,多看幾個電視台的新聞以作比較,當瀏覽網上資訊時要加倍小心,必須要用批判的方式閱讀,減少受到一些帶有偏見的資料和意見影響。
2012年4月5日星期四
當傳媒成為老闆的工具
當傳媒成為老闆的工具,傳媒生態便被嚴重扭曲,令人遺憾的是業界一直以來只將政府作為箝制新聞自由的最大敵人,卻忽視傳媒老闆在興風作浪的危險。而更令人遺憾的是記者敢於挑戰任何人,包括特首、高官、議員和大地產商,卻不敢違抗他們的老闆。
剛過去的特首選舉,一些傳媒老闆想成為做王者的心態昭然若揭,多份報章挺唐、挺梁或者兩者皆反對的立場鮮明,主要就是受他們老闆的立場所影響,有些老闆更毫不避嫌,就像星島報業集團的何柱國,直接跳到台前為旗下報刊批評梁振英的報道解話,漠視報刊的日常運作應由總編輯負責的專業精神,將報刊當成老闆的政治工具,老闆干預編採自主的現實,赤裸裸的呈現在大眾的面前。又像成報因為在最後關頭挺梁的緣故,竟然將時事評論員劉銳紹一篇唐、梁兩人也不挺的文章,篡改為挺梁文章,成為傳媒界一大污點。
這種帶有強烈立場、甚至偏見的報道方式,並沒有因為選舉塵埃落定而有所改變,就像蘋果日報的總編輯張劍虹便在他的專欄中清楚表明,他的老闆黎智英說梁振英當選,一定會搞佢哋,所以一定要同佢砌到底。於是大家可以看到蘋果日報在梁振英當選之後永遠用陰謀論去看梁振英的一舉一動,他不回應記者提問便是變臉,回應就是做騷,總之老闆認定了他是壞人,報章的責任就是用盡一切方法去打擊他,其實,這樣做在本質上和左派報章,將泛民成員的言論定性為反中亂港沒有分別。香港的悲哀是我們愈來愈缺乏可以客觀公正報道的報章,但業界對此現象卻並不重視。
傳媒要監察政府及公眾人物沒有問題,甚至可視為它的天職,但監察不等於要先將對方定性為好人或壞人,然後用壞人一定做壞事的邏輯去看待對方的一言一行。傳媒在報道的時候應該盡量客觀,讓讀者知道正反雙方的資料和意見,不應該以帶有偏見的標題和內容去宣揚報刊老闆的政治理念,傳媒老闆想透過傳媒達到他想在社會上翻雲覆雨,指點江山的做法是非常危險的,國際傳媒大亨梅鐸名下的《世界新聞報》竊聽風波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退一萬步說,就算傳媒老闆不是為了私利,但當傳媒認為自己替天行道而將自己一切行為合理化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就像蘋果日報最近刊登它偷拍和偷錄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在教堂內祈禱的內容,便是應該譴責的行為,雖然它很聰明是趁廉政公署拘捕許仕仁之後才透露原來他們連續跟蹤了許仕仁三個月,並偷拍和偷錄了他的祈禱,以公眾利益作為這些本來強烈侵犯私隱行為的護身符。祈禱本來是個人和上帝之間的事,而信徒亦往往在祈禱中將自己一些不為人知的罪向上帝坦誠交代,而外人往往亦不知道當事人要懺悔的真實內容,這是十分重要的私隱,只有極權國家才會干預一個人和上帝之間的禱告內容,甚至將有關內容當作一個人的罪名,而且報章有意無意令讀者將當事人祈禱的內容與他涉嫌觸犯的罪行掛鉤是不道德的,是一種不公平的輿論審判。
當傳媒成為令人反感、只是宣揚老闆個人觀點和道德價值的工具時,同時又高調將維護老闆的特權等同維護新聞自由,其實就是間接殺害新聞自由和傳媒的公信力。
2011年10月25日星期二
毋懼傳媒的歌利亞
免費報章《爽報》面世一個月,雖然一出版便被一些家長、教育及宗教團體聯署譴責,除召開記者會、到報社抗議和街頭簽名,呼籲其老闆及總編立即停止渲染色情暴力之外,有關報章亦已超過20次被裁定違反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被指有一些不雅(即不適合18歲以下人士觀看)的內容,卻沒有警告字眼和包膠袋。可惜,一如該集團過往的表現,意見接受(不是接納,只是收到),態度照舊。
對於一些只要不用坐牢便不介意經常犯法,將罰款當作成本,以賺取更多廣告的出版集團來說,單單是道德譴責是沒有用的,而是需要針對其分發途徑及收入來源施以實質的壓力。
由於免費報章主要靠廣告來維持,而其派發量是吸引廣告客戶光顧及訂定廣告費的最重要參考,因此,過去一個月,我們聯同一些關注團體已成功遊說多個大型屋苑及房屋協會,拒絕在其屋苑內擺放《爽報》。亦有很多學校響應呼籲向家長發出通告,禁止學生攜帶《爽報》回校,亦提醒家長不要取閱,以免其不雅內容影響心智未成熟的青少年。
另一方面,我們亦鍥而不捨地去信一些曾在該報刊登廣告的客戶,提醒他們該報已多次被評為不雅,並已有百多個團體和一千多個人聯署譴責,為了履行社會責任和考慮企業形象,不應在該報刊登廣告。令人鼓舞的是有曾多日在該報刊登好幾頁廣告的大型連鎖店終於向我們回信,表示願意停止在該報刊登廣告。而過去一個月該報的整體廣告量不多,若杯葛的情況持續,有關報章愈印得多,只會虧蝕更多。
當然,對於一些財雄勢大的傳媒集團,有關反對可能早已計算在內,亦不介意短暫的虧蝕,反對行動若不能持之以恆,當它捱過了艱難期之後,甚至會變本加厲,而市民大眾由於習以為常,漸漸亦會對免費報章的色情、暴力和賭博資訊抱更開放接納的態度。
面對誨淫誨盜的歪風,教會和弟兄姊妹實在需要坐言起行,參與聯署以展示應有的道德立場;拒絕領取這種報章;將它趕出自己所住的屋苑;以及向其廣告客戶投訴,要它為誨淫誨盜付代價。
雖然對手猶如歌利亞,但靠著上帝,大衛從來不會小覷自己。
對於一些只要不用坐牢便不介意經常犯法,將罰款當作成本,以賺取更多廣告的出版集團來說,單單是道德譴責是沒有用的,而是需要針對其分發途徑及收入來源施以實質的壓力。
由於免費報章主要靠廣告來維持,而其派發量是吸引廣告客戶光顧及訂定廣告費的最重要參考,因此,過去一個月,我們聯同一些關注團體已成功遊說多個大型屋苑及房屋協會,拒絕在其屋苑內擺放《爽報》。亦有很多學校響應呼籲向家長發出通告,禁止學生攜帶《爽報》回校,亦提醒家長不要取閱,以免其不雅內容影響心智未成熟的青少年。
另一方面,我們亦鍥而不捨地去信一些曾在該報刊登廣告的客戶,提醒他們該報已多次被評為不雅,並已有百多個團體和一千多個人聯署譴責,為了履行社會責任和考慮企業形象,不應在該報刊登廣告。令人鼓舞的是有曾多日在該報刊登好幾頁廣告的大型連鎖店終於向我們回信,表示願意停止在該報刊登廣告。而過去一個月該報的整體廣告量不多,若杯葛的情況持續,有關報章愈印得多,只會虧蝕更多。
當然,對於一些財雄勢大的傳媒集團,有關反對可能早已計算在內,亦不介意短暫的虧蝕,反對行動若不能持之以恆,當它捱過了艱難期之後,甚至會變本加厲,而市民大眾由於習以為常,漸漸亦會對免費報章的色情、暴力和賭博資訊抱更開放接納的態度。
面對誨淫誨盜的歪風,教會和弟兄姊妹實在需要坐言起行,參與聯署以展示應有的道德立場;拒絕領取這種報章;將它趕出自己所住的屋苑;以及向其廣告客戶投訴,要它為誨淫誨盜付代價。
雖然對手猶如歌利亞,但靠著上帝,大衛從來不會小覷自己。
2011年5月25日星期三
讀者是否甘願當傻瓜
傳媒譁眾取寵本來已不是新聞,在娛樂版捕風捉影、胡亂吹噓亦成了指定動作,為了催谷銷路,在新聞版語不驚人死不休亦習以為常,但物極必反,若果報章當讀者是傻瓜,早晚會像狼來了的故事一樣,完全失去讀者對它的信任。
負責海葬拉登的美國航空母艦卡爾文森號來港,數以千計的海軍上岸休假,傳媒當然希望從他們身上打聽到一些有關海葬的內情,當打正旗號採訪時個個封咀,於是有記者扮成顧客在美軍喜歡流連的灣仔酒吧打聽消息,有關手法本來無可厚非,但將難以證實的閒聊寫成拉登海葬實況曝光,簡直就是愚弄讀者。
首先,7,000名美軍之中誰人有參與此機密行動,外人無從知曉,總不能派女記者向兩名在酒吧不知有沒有喝醉,不知是否為了識女仔而胡亂吹噓,自稱知情美軍搭訕,便將有關內容未經驗證當作驚人的發現。記者的天職是代表讀者查證事件的真偽,向讀者報道一些經過反覆檢證的消息,為的是維護傳媒本身的公信力,對於一些傳聞,若無實質證據,起碼應有兩個獨立的、不同的消息來源作比較和互相印證才引用。
將一張畫得連小學生也不如、只是在餐巾上的塗鴉描述成「實況」未免太誇張,若果被披露的是一張相片、是官方的文件、或有關說話是來自艦上的長官,其份量當然不同。而傳媒事後以美術創作,想像海葬當時情況的動畫,根本是做了編劇而不是記者的工作,將新聞變作電視台的肥皂劇固然是新聞界的悲哀,但繼續默許這種報道手法其實是讀者的悲哀。
負責海葬拉登的美國航空母艦卡爾文森號來港,數以千計的海軍上岸休假,傳媒當然希望從他們身上打聽到一些有關海葬的內情,當打正旗號採訪時個個封咀,於是有記者扮成顧客在美軍喜歡流連的灣仔酒吧打聽消息,有關手法本來無可厚非,但將難以證實的閒聊寫成拉登海葬實況曝光,簡直就是愚弄讀者。
首先,7,000名美軍之中誰人有參與此機密行動,外人無從知曉,總不能派女記者向兩名在酒吧不知有沒有喝醉,不知是否為了識女仔而胡亂吹噓,自稱知情美軍搭訕,便將有關內容未經驗證當作驚人的發現。記者的天職是代表讀者查證事件的真偽,向讀者報道一些經過反覆檢證的消息,為的是維護傳媒本身的公信力,對於一些傳聞,若無實質證據,起碼應有兩個獨立的、不同的消息來源作比較和互相印證才引用。
將一張畫得連小學生也不如、只是在餐巾上的塗鴉描述成「實況」未免太誇張,若果被披露的是一張相片、是官方的文件、或有關說話是來自艦上的長官,其份量當然不同。而傳媒事後以美術創作,想像海葬當時情況的動畫,根本是做了編劇而不是記者的工作,將新聞變作電視台的肥皂劇固然是新聞界的悲哀,但繼續默許這種報道手法其實是讀者的悲哀。
2011年1月6日星期四
暢銷傳媒漠視公信
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的「香港傳媒公信力」調查顯示,香港傳媒在市民心目中的公信力全面下跌,評分更跌破1997年開始調查以來的新低點。浸大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認為,過去一年有關政治、民生的社會運動增加,市民對仇富情緒升溫,但市民看不到傳媒反映這種霸權情況,反而十分倚賴地產廣告,兩者出現差距,可能是導致公信力下跌的原因。對於這個說法個人不敢苟同,因為最喜歡以仇富作賣點的蘋果日報,它的公信力在市民心目中其實幾乎排在包尾,甚至差過被認為立場親中央的文匯報。
一些傳媒一方面支持民主、強調自己為民喉舌,經常猛烈批評政府和一些代表權勢和建制的個人和團體,雖然達到為小市民洩忿的效果,但若果經常譁眾取寵,甚至無中生有,以偏概全,結果只會失去讀者的信任,令傳媒只能扮演鵝頸橋替人打小人的大嬸角色。
另一方面,十分諷刺的是究竟傳媒公信力跌至新低是不是一件社會大事呢?對一些暢銷報章來說肯定不是,因為它們只是用了很小篇幅去報導,甚至隻字不提!傳媒不肯正視本身的公信力問題,好像一個人不覺得自己不修邊幅,又怎能作出改善呢?
一些傳媒一方面支持民主、強調自己為民喉舌,經常猛烈批評政府和一些代表權勢和建制的個人和團體,雖然達到為小市民洩忿的效果,但若果經常譁眾取寵,甚至無中生有,以偏概全,結果只會失去讀者的信任,令傳媒只能扮演鵝頸橋替人打小人的大嬸角色。
另一方面,十分諷刺的是究竟傳媒公信力跌至新低是不是一件社會大事呢?對一些暢銷報章來說肯定不是,因為它們只是用了很小篇幅去報導,甚至隻字不提!傳媒不肯正視本身的公信力問題,好像一個人不覺得自己不修邊幅,又怎能作出改善呢?
2010年11月4日星期四
死無對證 傳媒欺凌
一名25歲女會計浮屍大海,警方幾日後拘捕疑兇,有報章翌日的報道指真相大白,詳細描述疑兇殺人的動機和過程,有關報道是傳媒不負責任的又一例證。其實大部份報章當日對案情都有類似的報道,消息來源很明顯都是來自警方而並非憑空杜撰,本來無可厚非,但若果根據有關消息而指真相大白,是非常危險和對死者不公平的。
雖然疑兇的確可能向警方透露了有關的內容,但在未經控辯雙方律師對質,法庭有判決之前,誰能夠肯定疑兇是百份之一百講真話的呢?誰敢肯定疑兇不會為了減輕自己的罪名、或是記憶錯誤、過份主觀、精神混亂、甚至被查案的警員引導等種種不同的可能性而作出有關的證供?由於疑兇的證供,明顯會令讀者對死者有一些負面的印象,正所謂死無對證,若果亳無質疑,照單全收,指真相大白,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一般來說,負責任的報章只會用「懷疑」這些字眼來報道疑兇的證供,真相往往不是短時間可以知道的,警方查案、法庭判案都需要很長時間才能下定論,報章又憑甚麼在短時間內認為自己已經發現真相呢?
雖然疑兇的確可能向警方透露了有關的內容,但在未經控辯雙方律師對質,法庭有判決之前,誰能夠肯定疑兇是百份之一百講真話的呢?誰敢肯定疑兇不會為了減輕自己的罪名、或是記憶錯誤、過份主觀、精神混亂、甚至被查案的警員引導等種種不同的可能性而作出有關的證供?由於疑兇的證供,明顯會令讀者對死者有一些負面的印象,正所謂死無對證,若果亳無質疑,照單全收,指真相大白,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一般來說,負責任的報章只會用「懷疑」這些字眼來報道疑兇的證供,真相往往不是短時間可以知道的,警方查案、法庭判案都需要很長時間才能下定論,報章又憑甚麼在短時間內認為自己已經發現真相呢?
2010年9月29日星期三
公正持平才是港台的品牌
新成立的香港電台顧問委員會召開首次會議,港台工會擔心它會成為太上皇,影響港台的編輯自主。而港台另一個一直已經存在的節目顧問團亦舉行特別會議,討論港台的品牌策略,有成員擔心《頭條新聞》以及個別的主持被打壓,會影響港台監察政府的角色。
作為前港台的記者以及節目顧問團的成員之一,個人認為港台的品牌和編輯自主,並非建立在一個諷刺時弊的節目和某一兩位的主持人身上。其實今時今日,香港並不缺乏敢於罵政府的傳媒,一些暢銷報章幾乎事無大小日日指責不同的政府官員,但真正缺乏的是公正持平的傳媒,對政府、政黨、大財團、小市民、弱勢社群、甚至是其他傳媒機構,也能夠是其是、非其非。
要客觀及勇敢地批評一些有違操守的傳媒,有時比批評政府更難,因為部份傳媒慣於利用昂貴的訴訟去打壓一切批評的聲音。港台的品牌應該是公正持平以及敢言,而不僅是批評及監察政府。大家與其擔心只流於表面嘲諷的《頭條新聞》會否更換主持,其實更應擔心一些深入探討時弊的節目如《鏗鏘集》,能否繼續以公正持平的態度去為市民大眾剖析社會問題。挖苦往往只能帶來一時的發洩,唯有花功夫去抽絲剝繭,才能為問題找出建設性的解決方法。
要建立品牌,其實最重要的是節目質素,希望有關港台前途的安排塵埃落定之後,一眾港台同事能為香港這個充斥著低俗趣味節目的商營電視和電台生態,繼續帶來一些高質素、具深度的節目。
作為前港台的記者以及節目顧問團的成員之一,個人認為港台的品牌和編輯自主,並非建立在一個諷刺時弊的節目和某一兩位的主持人身上。其實今時今日,香港並不缺乏敢於罵政府的傳媒,一些暢銷報章幾乎事無大小日日指責不同的政府官員,但真正缺乏的是公正持平的傳媒,對政府、政黨、大財團、小市民、弱勢社群、甚至是其他傳媒機構,也能夠是其是、非其非。
要客觀及勇敢地批評一些有違操守的傳媒,有時比批評政府更難,因為部份傳媒慣於利用昂貴的訴訟去打壓一切批評的聲音。港台的品牌應該是公正持平以及敢言,而不僅是批評及監察政府。大家與其擔心只流於表面嘲諷的《頭條新聞》會否更換主持,其實更應擔心一些深入探討時弊的節目如《鏗鏘集》,能否繼續以公正持平的態度去為市民大眾剖析社會問題。挖苦往往只能帶來一時的發洩,唯有花功夫去抽絲剝繭,才能為問題找出建設性的解決方法。
要建立品牌,其實最重要的是節目質素,希望有關港台前途的安排塵埃落定之後,一眾港台同事能為香港這個充斥著低俗趣味節目的商營電視和電台生態,繼續帶來一些高質素、具深度的節目。
2010年9月1日星期三
傳媒直播是兩刃劍
我沒有看菲律賓脅持人質事件的電視直播,因為當時我正跟團往馬來西亞旅行,事後才知有關情況,所以沒有很多一直看直播的香港人那種震撼和切膚之痛的強烈感覺。一直看著一些無辜的人,無助地死去,除了乾著急,甚麼也做不到,那份無奈與無能的感覺令人十分沉重!
電視直播威力的強大,自八九年六四事件大家已深深體會得到,老實說,若非這麼多人看著直播,對於這次悲劇的迴響肯定不會好像現在那麼強烈。電視直播是一把兩刃的利劍,對一些心靈較為脆弱;較容易不安;以及心智未成熟的兒童和青少年來說,這次死亡直播未免太過刺激,對認識死者的人來說更是十分殘忍。
但另一方面,香港政府在事發之後反應迅速,某程度來說也是因為直播帶來的壓力,若香港政府當時對民眾的情緒拿捏不準,下場將比菲律賓政府更慘!直播一方面喚起了大家的同理心,可惜也喚起了一些人非理性的情緒。其實菲律賓政府和警方的貪污、無能,菲律賓人本身也是受害者,應該成為被同情而非怪責的對象。
在通訊科技如此發達的今天,在自由社會要阻止傳媒直播類似的突發事件根本沒有可能,唯一可行的只是民眾加強壓力,要求傳媒的負責人自律,若有任何傳媒播出一些可能危害人質安全的內容時,必須強烈譴責。另外,傳媒亦應知所節制,讓受害人及他們的家屬在未來的日子有多點空間,可以靜靜地療傷,要尊重當事人的意願,切勿為了爭新聞而不斷追訪他們,要他們一次又一次地重覆有關傷痛。
電視直播威力的強大,自八九年六四事件大家已深深體會得到,老實說,若非這麼多人看著直播,對於這次悲劇的迴響肯定不會好像現在那麼強烈。電視直播是一把兩刃的利劍,對一些心靈較為脆弱;較容易不安;以及心智未成熟的兒童和青少年來說,這次死亡直播未免太過刺激,對認識死者的人來說更是十分殘忍。
但另一方面,香港政府在事發之後反應迅速,某程度來說也是因為直播帶來的壓力,若香港政府當時對民眾的情緒拿捏不準,下場將比菲律賓政府更慘!直播一方面喚起了大家的同理心,可惜也喚起了一些人非理性的情緒。其實菲律賓政府和警方的貪污、無能,菲律賓人本身也是受害者,應該成為被同情而非怪責的對象。
在通訊科技如此發達的今天,在自由社會要阻止傳媒直播類似的突發事件根本沒有可能,唯一可行的只是民眾加強壓力,要求傳媒的負責人自律,若有任何傳媒播出一些可能危害人質安全的內容時,必須強烈譴責。另外,傳媒亦應知所節制,讓受害人及他們的家屬在未來的日子有多點空間,可以靜靜地療傷,要尊重當事人的意願,切勿為了爭新聞而不斷追訪他們,要他們一次又一次地重覆有關傷痛。
2010年3月17日星期三
記者無理禁錮陳志雲
近期的電視台風雲比起電視台的肥皂劇更加引起市民大眾的興趣,而記者對傳媒中人的手法與對其他人一樣──毫不留情!無線業務總經理陳志雲獲准保釋離開廉署時,汽車被記者擋著十多分鐘不能離開,回到寓所樓下的時候又擾攘了大半個小時才能擺脫記者的纏擾,記者的行為形同非法禁錮!
對一些公眾關注的事件,記者是有責任盡力去採訪的,我亦明白攝影記者面對上頭很大的壓力,必須拍到一些與當事人有關的相片,但不等於記者有權擋著當事人的去路。
採訪的權利不是絕對的,當事人的權利同樣應該受到重視,一些極端的例子是記者擋在救護人員的前面,阻慢了分秒必爭的救援工作。而今次事件涉及廉署調查中的案件,當事人根本不適宜說甚麼,以免防礙司法公正,此外,當事人亦很明顯無意對傳媒發表任何談話,記者不能為了要交差而強人所難。而事件亦不涉及一些必須盡快澄清,與公眾利益有密切關係的事件,例如食物安全、傳染病或銀行有沒有擠提等。
在一個自由社會,公民有拒絕接受訪問的權利,任何疑犯在未被定罪之前應假設無辜,有自由行動的權利,蓄意阻礙當事人車輛前進的行為不能接受。此外,雖然廉署並未提出起訴,但種種有關事件的傳聞已經街知巷聞,造成輿論審判,傳媒高層亦逃不過被傳媒苛刻對待!希望記者的同理心能多一些,在採訪報導和尊重當事人基本權利方面能夠取得較為合理的平衡。
對一些公眾關注的事件,記者是有責任盡力去採訪的,我亦明白攝影記者面對上頭很大的壓力,必須拍到一些與當事人有關的相片,但不等於記者有權擋著當事人的去路。
採訪的權利不是絕對的,當事人的權利同樣應該受到重視,一些極端的例子是記者擋在救護人員的前面,阻慢了分秒必爭的救援工作。而今次事件涉及廉署調查中的案件,當事人根本不適宜說甚麼,以免防礙司法公正,此外,當事人亦很明顯無意對傳媒發表任何談話,記者不能為了要交差而強人所難。而事件亦不涉及一些必須盡快澄清,與公眾利益有密切關係的事件,例如食物安全、傳染病或銀行有沒有擠提等。
在一個自由社會,公民有拒絕接受訪問的權利,任何疑犯在未被定罪之前應假設無辜,有自由行動的權利,蓄意阻礙當事人車輛前進的行為不能接受。此外,雖然廉署並未提出起訴,但種種有關事件的傳聞已經街知巷聞,造成輿論審判,傳媒高層亦逃不過被傳媒苛刻對待!希望記者的同理心能多一些,在採訪報導和尊重當事人基本權利方面能夠取得較為合理的平衡。
2009年11月15日星期日
當人人做法官!
蔡志森
本文曾於第2360 期《基督教週報》內刊登
早前慳電膽事件,部分傳媒對曾蔭權是否有利益衝突的問題未審先判,同時扮演警察、檢控官和法官角色,由於曾蔭權高調回應,惹來更多的批評,因政府掌握龐大的資源,「理論上」應是強勢,當強者被欺凌,大家覺得他自己有能力處理,加上政府很多施政未能令市民覺得是真正急市民所急,因此,願意出手相助的人不多。不過,遇著受害人是一介小民,情況就絕不一樣,輿論和網上的欺凌對當事人造成了嚴重的傷害。
早前國內流行人肉搜尋,網民喜歡自行執法,揪出被認為有罪的人,然後透過互聯網,大量蒐集當事人的資料,無論是相片、地址、手機號碼、學校、公司名稱以至傳聞,一股腦兒鋪在網上,然後肆意評論,較早前便曾出現「愛滋女播毒」的惡意中傷前女友事件。在一個法治未完善,新聞被封鎖的地方,網民採用這種方式有時尚可理解,因為不少人對執法部門和傳媒機構是否公正頗有保留,但在香港,這種情況絕不可取!
最近網上傳言有一名香港中五女生懷有一名大學生的骨肉,但被對方拋棄並推下樓梯導致小產,一眾網民激於義憤發動人肉搜尋,對男主角「大起底」,將他的相片和大量個人資料在網上公開,口誅筆伐,短短幾天之內便有超過三萬名網民圍攻事主,令他不敢上學,而他每日收到超過二百個來電騷擾,要報警求助!其後有網民懷疑事件的真確性,於是又提出對女事主「大起底」,對當事人造成深遠的傷害。
香港是法治之區,一直以來遵從普通法的精神,任何人未被定罪之前應假設無辜,但現在由部分傳媒和個別網民帶動的風氣,卻在逐步蠶食這重要的核心價值,大家很快便就一些傳聞妄下結論,喜歡當法官卻沒有興趣花時間去搜集和分析證據,更不會將疑點利益歸於被告,而事後就算發現自己錯了,也不覺得自己有甚麼責任,網民集體欺凌的結果是人人覺得自己只是小角色,人人都毋須為劣行負責!
當這種傳媒和網上欺凌行為蔓延下去,其實最受傷害的將是那些沒有能力登報澄清,開記者會亦沒有吸引力的弱勢小民,有些人一生的聲譽和前途,與親友的關係,很可能就被一些毫無根據,甚至是蓄意惡搞的謠言所毀掉!阮玲玉自殺前留下「人言可畏」的控訴,不幸地繼續沒完沒了,甚至隨科技發展而發揚光大!
其實這種風氣在基督徒群體亦難以幸免,但作為基督徒,我們應該明白自己不是審判者而只是上帝的僕人,在討論和批判一些社會問題和公眾人物的時候,不應輕信一些並無真憑實據的傳聞,以及應該有求證的態度而不是胡亂罵人,卻還以為自己是替天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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