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30日星期五

悼念一位寂寞的知識分子——陳毓祥

毓祥兄,15年了!看到報章才記起與你一起到釣魚台竟然已是15年前的事了。

當年我是香港電台的記者,但與你沒有在同一部門共事過,只是在電台內偶然遇上,屬點頭之交,在隨保釣號出海採訪那幾天,我們才有較多近距離接觸的機會,對你也多了一些近距離的觀察。在你們未能靠近釣魚台、打算下海游泳宣示主權之前,本來打算和你做一個錄音訪問,但你卻說宣示主權回來之後才和我詳談,於是,毓祥兄,你欠我一個專訪,成為人生許多遺憾中的又一個遺憾。

當年一起上保釣號的,坦白說,在我看來都是一腔熱血的烏合之眾,我觀察你們開會商量如何硬闖釣魚台時七嘴八舌,看你們嘗試將大型救生艇放下海時的狼狽情况,心中感到有點「兒戲」,覺得保釣活動不過是一場「傳媒騷」,但在愛國主義的狂飈之下,誰敢質疑你們的衝動?

不過,你與其他臨時報名上船的保釣人士有點不同,在不見天際的茫茫大海之中,你和我都有一個共同的嗜好,就是喜歡望着遠方沉思,我在你身上看見一個孤獨的知識分子的身影,雖然有一腔熱血,卻感到前路茫茫。畢竟,一些應由國家處理的事,要由一個無權無勢的小市民來做,未免太過沉重了。對於近代知識分子來說,愛國往往是一個痛苦的包袱,我們愛國家,但國家愛我們嗎?

當國家最重視的不過是有財有勢的商人,以及只懂阿諛奉承的小人,有理想的知識分子總是寂寞的,但這本來就是作為知識分子應付的代價。在今日香港,最令人痛心的就是大學有時為了討好國家領導人而卑躬屈膝,為了爭取富豪的捐贈而賤賣榮譽學位。而一些所謂才子,不過是見錢眼開,甘於為老闆誨淫誨盜的「文棍」。香港的知識分子大都不用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而且待遇不錯,可惜不少人就是沒有腰骨,更不想苦其心志,很容易便向現實低頭。

毓祥兄,15年了,當年你最大的遺憾,相信一定是在毫無準備之下,告別了摯愛的妻兒,畢竟親情是最可貴的,猶記得當年在你意外身亡之後,一眾保釣人士和記者由台灣飛回香港,我在機場見到自己妹妹接機時有點激動,那天剛好是中秋,可以趕及和家人吃晚飯,讓一直擔心的母親和太太放下心頭大石,言談之間,大哥輕描淡寫地說,我們硬闖釣魚台海域那晚,他徹夜未眠地在聽着電台的廣播。生命和親情是何等寶貴,畢竟現在是太平盛世,希望再沒有人因為愛國而要付上生命,或被剝奪與家人共聚的權利,願所有維權人士早日獲得釋放。